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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医学之声

郑州疫情相关事宜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

同时，郑州卫健委站出来辟谣：新冠几乎没有后遗症。

还搬出王福生院士在2020年的说法，“自限性疾病”成为了新的疫情热词。

难道新冠后遗症是假的？我们又被骗了多久？

新冠后遗症的“真身”

新冠后遗症，在国内外的正规医学期刊是要加引号的。

因为根本没有新冠后遗症这种东西。

是不是很惊讶？之前疯传的新冠会导致呼吸困难，大脑萎缩，阳痿......

至少很多人说的像模像样。

“痊愈后一个月吃柠檬面不改色，没有味觉......”

“四肢乏力，肌肉酸痛，呼吸时像戴了四五层口罩，不能工作......”

还有一些转载国外期刊，看起来非常吓人的后遗症数据。

“美国圣路易斯医疗保健系统流行病学中心的ZiyadAl-Aly研究团队通过对比分析153760名新冠患者的数据，发现新冠感染者中风风险增加52%，心率失常风险增加69%，炎症性心脏病风险增加66%，心力衰竭风险增加72%，并且新冠感染急性期病情越重，感染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也越高。”

就连国内专家也在新闻发布会上直言，新冠后遗症重症很常见，轻症也不少。

但其实一一溯源的话，会发现这些“后遗症”大部分是断章取义、道听途说的。

第一、新冠不存在所谓的后遗症，目前主导舆论的“长新冠”其实是“长期新冠”。

“长新冠”概念最早在美国提出，部分感染者会在感染新冠三个月后依然被新冠症状所困扰。

在美国，这发展成了一种“穷人的绝症”，这种由长期存留新冠病毒而引起的慢性病成为席卷美国数百万人的健康危机，费用昂贵，治疗缓慢。

而在国外的相关学术期刊，“Long-COVID”被打上了引号，在一些医院它甚至不被作为病症治疗与研究，医学界也很难对它进行定义。

引发“长新冠”的原因有一部分是药物治疗，在非典期间人们为了治疗SARS病毒，曾经使用糖皮质激素，这种药物的长期使用带来了一系列的后遗症，例如高血压、胃溃疡、青光眼、白内障等等，在新冠初期同样使用了糖皮质激素治疗。

在初期治疗方案与药物使用暂不明确的情况下，过度用药和不恰当的治疗方法也导致了一部分“后遗症”的发生，但这不代表新冠本身具有“后遗症”。

另一部分则是新冠引起的并发症，这一类高发于重症患者和80岁以上、本身具有慢性病的老人。

在前期医疗紧张的情况下，很多重症患者只是缓解了相关症状便被迫出院，而数据统计的也大部分是这些人，新冠对于他们身体的侵蚀并没有停止。

JAMA《美国医学会杂志》给出的权威数据显示，进过ICU抢救的重症病人43.1%有长新冠，住院病人27.5%，都远高于非住院病人的比例5.7%。

第二、“新冠后遗症”，症状被无限夸大，缺乏科学论据的支撑。

香港大学生物医学学院教授、病毒专家金冬雁在11月3日接受健康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科学界对于新冠后遗症的定义都不一致，也没有特异性的检测方法或诊断指标。人们所能获取的新冠后遗症的信息全部来自于感染者的自述，这使得结果缺乏客观衡量标准。”

无论是病友群交流的“症状”，还是期刊对于后遗症的调查，很多都会被掐头去尾，夸大事实。

之前主流观点新冠后遗症涵盖“大脑萎缩”，也是某些宣传号的“移花接木”。

先是《自然》杂志上发布的关于新冠轻中症引发的大脑萎缩引起很多人关注。

基于英国的一个生物资料库隔段时间收集受试者的大脑MRI影像，其中有401个人得过新冠，科学家们对比了这些病人感染新冠前后的MRI。

得出的结论是感染新冠会使大脑某些部位的灰质减少。

首先，文章的设计是“假设引导下的研究”，即根据“嗅觉失灵影响大脑”这个科学假设去观察特定部位，即这篇文章的研究有先入为主的嫌疑。

其次，根据文章放出的数据来看，“新冠的影响”对于减少大脑灰质的数量很低，主要是针对老年患者，而他们的脑部本身每年就会有一定数量的灰质减少。

最后，研究结果与事实相悖，属于是逆推得出的结论，比较牵强。由于嗅觉障碍引发该区域灰质的减少，本着大脑本来拥有的“用进废退”原则，灰质减少应该是嗅觉使用减少的退化现象，而不是新冠病毒直接影响到脑中灰质的数量。

因此，随着人们对于新冠的了解加深，“后遗症”的说法已然成为解释未知的工具，而非真正的科学现象。

新冠不能代表奥密克戎

在诸多对于新冠后遗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标题注明的往往是对于“COVID-19”，不是现阶段主要流行的奥密克戎。

研究的时间以及涵盖的病例也主要是2022-2021年间以及新冠早期患者，因此对于奥密克戎是否具有严重的后遗症，并没有说服力。

之前网传的“新毒王”奥密克戎可致200种后遗症，也有国内专家现身辟谣。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病科与感染管理科主任胡必杰这样告诉人们：

现在的奥密克戎基本大部分是上呼吸道，而早期的新冠主要是下呼吸道，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肺炎”。

“只要免疫功能正常，没有免疫力非常非常差，或者肺部有非常严重的基础疾病，这种情况下后遗症是很少很少的，200多种属于谣言。”

少数80岁以上的老人，或者有免疫抑制、血液系统疾病、肿瘤化疗阶段、免疫功能相当差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感染比较重。

“会死人，但病死率很低，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是1/1000或者0.1/1000,所以对这些重点人群要进行很好的保护。”

胡必杰这样说，而之前上海大规模感染奥密克戎的统计数据也证实了他的说法。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张文宏医生在《抗疫两年以来最困难的时期，是漫长冬夜还是倒春寒？》这篇文章中提到他对于奥密克戎的解读。

奥密克戎为了自身的生存，毒性大大降低，数据显示，奥密克戎的致死率低于流感病毒。

“我们统计的上海近六个月收治的2266例病例中，大多数是海外输入性病例，94%打过疫苗。这2266个病人中，重症的只有0.1%，危重症（需要插管）和死亡的一例也没有。”

目前从上海的几万例来看，奥密克戎感染者95%以上是无症状和轻型，大部分不需要用药，痊愈后也没有后遗症出现。

奥密克戎的传染性和逃逸性不容忽视，这两点性质让它获得了惊人的传染速度。

但对于新冠的后遗症研究确实不能代表奥密克戎，奥密克戎也不是初期的新冠。

用新冠来假冒“奥密克戎”，抛开事实谈毒性的，不管是专家还是健康博主，都有煽动情绪的嫌疑。

真正的“后遗症”，潜伏在人群里

后遗症难受吗？难受。

不管是真正的后遗症，还是并发症，抑或是长期感染，对于身体上的折磨都是无法忽视的。

但隐藏在人群之中的“后遗症”，又有多少人会关注呢？

七月份，一篇《我躲在上海虹桥的卫生间，不知道去哪》的文章，刷爆朋友圈。

这篇文章里没有名人，没有爆点，只有一名追梦少女，被“历史无阳”卡在了上海虹桥站狭窄的卫生间。

女孩叫阿芬，梦想是在大城市找到一份合心意的工作，因此带上自己的全部家当前往上海。

谁知道刚刚到了她梦寐以求的魔都，就遇上“大封控”，无家可归又无依无靠的阿芬被管控在救助站。

在那里她不幸感染，也开始了她的“噩梦之旅”。

阿芬身体很好，没几天就痊愈了。

然而在解封过后想要重新追梦的她，却像丢失了船票的旅客，被屡屡拒之门外。

“历史无阳”，是她跨不过去的一道坎。

即使她能力多强，身体素质多么过硬，在这四个字的高墙内只能以无业游民的身份住了一个月厕所隔间。

而被“历史无阳”圈住的打工者，还有许许多多选择栖身于虹桥站的桥洞。

新冠对于这些人来说，是病症，更是标签。

贴上这枚“曾经阳性”的标签，他们再也无法向着梦想踏出一步。

对于有新冠病史的人的歧视，并不局限于就业门槛。

“我们是害虫。”

纪录片《余波》拍到这对蜗居在家的武汉夫妇，他们无奈的自嘲揪痛多少人的心。

因为阳过，被邻居躲着走；

因为阳过，亲戚避之不及，再也没有上门走动。

“出来了以后他（哥哥）就跟我说：你不要去找我的儿子和媳妇，我还有个孙子呢，万一有什么事情怎么办？”

他们对于记者的采访，第一反应是“你不怕我们吗？”。

对新冠的恐惧把这对夫妇逼向生活的死角，他们仿佛在患病的瞬间就被人际关系宣判“死刑”，成了“阳光下的罪人”。

即使后来疫情好转，“阳过”也是他们必须背负的烙印。

一个阿芬被文章解救了，找到了工作，可还有千万个阿芬是无根浮萍。

一对夫妇被社会关注了，摆脱了偏见，可还有千万对夫妇被背后里喊“小阳人”。

阻碍在他们前方种种无痛的“后遗症”，又有谁来医治？

他们甚至不在被统计的范围内，满怀热情地抬起头，接下一盆冷水。

这是痊愈者的“后遗症”，是新冠过后的次生伤害，是在记录里跟随他们一生的“阴霾”。

恐惧凌驾于社会之上，被迁怒者只能在底层蜷缩。

世人一边说着理性，一边又要做雪崩前的那一片雪花。

新冠后遗症，有药物可以治疗，有疫苗可以预防。

但是诞生于防疫后期的“后遗症”们，成为不被注视的枷锁。

如今，“后新冠”时代，毒性在减弱，人心的病毒却找不到“特效药”。

手握真理的人们，更应该站出来戳穿“后遗症”的谎言，让我们早日摆脱恐惧，真心拥抱风雨后所有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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